“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国大陆，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——在封建主义的氛围中，旧有的政治体制、生产方式、思想文化都同时走向了成熟的顶峰，同时也走到了腐朽的绝壑边缘。与之相伴的是，资本主义的萌芽——当然也仅仅是萌芽而言，不宜高估——正在缓慢发展，一批具有崭新的精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，恰似星光灿烂，正在向旧时代挥手告别。民间出现了反应新兴市民阶层全新心理的诸如‘三言二拍’等传奇小说，这已经能够从某些角度初步说明问题了……”1678年12月20日，马当要塞下的半封闭码头内，郭普夏刁着一个烟斗，用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手头的这份报告。

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，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，目前还是初稿，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，提提意见。

老实说，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，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。同时也看得出来，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，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，这非常不容易。要知道，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，与明国、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，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、自然、科学、军事、法律、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，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。

再考虑到社会制度、经济基础、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，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与明国人、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，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（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“进化版”，是正宗，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），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，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，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，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。

“……就顺国而言，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、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、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，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。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、赣州的制烟业（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）、萍乡的采煤业、湘潭的冶铁业、长沙的枪炮制造业、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，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，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、长沙棉布、衡阳花布，江西鞭炮、竹器、金箔、纸花、雕刻，湖北锡器、漆器、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，多年来行销蜀地、两广、西南甚至吴越、中原等清国辖境，获取了大量的利润。这些利润，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，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，其中既有绸布、茶叶、盐、油料、酒等生活用品，同时也有诸如武器、军资、弹药、战马、机器等关乎战争成败的军需物资。”

“……不得不承认，大顺政权治下不过区区三省，人口不过千万——湖南三百余万（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后的数字）、江西五百余万，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区加起来接近二百万——但就制造业和商业的活跃程度而言，当真是一线水平的，人均生产力水平是要高于清国和明国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”

“……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，按宽闲屋宇，多赁外省布商为寓，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，进出口繁荣。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，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、手艺人定居，商品经济发展迅速，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、何云锦靴、洪太河丝线、罗天元帽、牛同兴剪刀、王恒丰烟袋、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。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，出现了包括衣服、鞋袜、芦席、草纸、花布、白布等专业性街道，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。”

“……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、衡阳、南昌、武昌、巴陵、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，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