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治十五年开春后，两件事被人们所热议。

一个是壬戌年的殿试，一个则是《大明会典》成书。

沈溪并未亲身参与这次会试和殿试中去，以他的官职和资历，也没资格担任殿试读卷官，不过身为三名阁臣之一的谢迁则不出意外地做了殿试读卷官。

《大明会典》成书，跟沈溪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因为沈溪是《大明会典》的纂修官之一，而且他的功绩相对排前，得益于他对于洪武末、永乐初的典章制度的撰写，连弘治皇帝都不能否认其在纂修官中的地位。

不是沈溪的话，很多内容将被历史淹没，不存于世。

朝廷正式的颁赏没有出来，不过看情况，应该会等殿试结束、新科进士的名单出来之后，再行颁赏。

但吏部、礼部和翰林院三方，已经在拟定有功人员的嘉奖晋升名单，呈递弘治皇帝御览，由朱佑樘亲自批复。

弘治皇帝大病初愈，虽然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但好歹能亲自处理政务了。

弘治皇帝有意大肆犒赏《大明会典》的修撰人员，除了彰显朝廷对于规范典章制度的重视，也是想借此升迁一批官员，为太子成年后临朝辅政，甚至太子将来登基执政打好坚实的基础。

吏部、礼部和翰林院拟定的功勋名册和嘉奖方案中，对于官员的升迁幅度不大，弘治皇帝直接给打了回去，让三衙门重新拟定，一时愁煞人。甚至吏部尚书马文升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臣，都不知弘治皇帝是嫌升迁幅度太大，还是太小，亦或许是有某些人不该出现在嘉奖名单之中？

关于弘治皇帝为什么要把功劳簿给打回来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

翰林院如今的掌舵人是翰林学士梁储，礼部的掌舵人是礼部尚书傅瀚，吏部的掌舵人是吏部尚书马文升，三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最后请示马文升之后，由马文升亲自进宫面圣，准备问个究竟。

结果，弘治皇帝却以身体不适为由，并未赐见。

实在没办法了，马文升只能到内阁，跟大学士李东阳和谢迁商量。

本来这种事问首辅刘健最好不过，可这会儿刘公身体不太好，做事糊涂，问他什么都是答非所问。

马文升岁数比刘健还要年长一些，他明白刘健是故意推诿，涉及到论功请赏的问题，刘健不想过多干涉皇帝和臣下的意思，所以刘健选择了不管不问。

马文升找到李东阳和谢迁，在朝廷顶级文臣中，五十出头的李东阳和谢迁都是属于“少壮派”，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。

但李东阳和谢迁的观点却截然不同。

李东阳认为应该是奏折中论功请赏的官员数量太大，翰林体系下可没那么多官职供升迁，所以弘治皇帝打回来重新拟定。

谢迁的意见则恰好相反。

谢迁认为应该再增加一些有功人员的名单，最好把翰林体系中所有参与修书的人都名列其中，每人最少都官升一等。

马文升没说什么，李东阳和谢迁反倒先争吵起来，私下里的至交好友，居然因为揣摩皇帝的心意而争了个面红耳赤。

本来谢迁没资格跟李东阳争辩什么，因为李东阳在辅政大学士中名列第二，他只排第三位，规矩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下属只能听从上司的意见。

可这会儿谢迁不服自己是老三，这两年我做事深得皇帝心意，你说我第三就第三？凭什么我不能当次辅？

文渊阁内，一旁观望的马文升着实无奈。

作为吏部尚书，马文升算是堂官之首，可如今大明的情况是，内阁大学士的地位逐渐凸显，连他这个吏部尚书的地位都要逊色阁臣一筹。

偏偏在这件事上，马文升没有参与过修书，功劳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而李东阳和谢迁虽然也没怎么参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