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。”

这便是商鞅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的论断，它表达了坚持变革，反对因循守旧、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。

商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指出了夏、商、周三代礼制不同，但都称王天下；齐桓、晋文等之所以称霸诸侯，也是因为各自法度不同——如果各国法度一致，凭什么就是他们称霸了呢？因此商鞅论断：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，只要对国家有利，就不妨大胆改革，无须效法什么古制。

为什么高务实忽然要抛出这两句话？因为这两句话这就是他为实学派找出来的“政治纲领”——什么叫实学派？心学也自称是“道德实学派”，我们如何与他们区分开来？

这就是区分。

我们这个实学派是经世致用实学派，讲究的是做实事、求实效。做得好与不好，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亮，听起来高不高尚，我们是要见真章的。

什么是真章呢？

高务实稍稍停顿，道：“实学派走到今日，有些目标必须要更加明确了。我们不是为了与谁争权、夺利，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础上，让朝廷有更强大的财力来维持军力之盛，保护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；要让朝廷有余力兴修水利、赈济灾民；要让民间经济日益充满活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不挨饿、不受冻；要让商人在缴纳一定赋税的基础上合法经营，不受恶意盘剥，不受恶意欺凌；甚至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习得圣人教导，懂得礼义廉耻，懂得自立自强。”

程文还能理解高务实提出这些主张的用意，而胡执礼虽然也对他的说法感到高兴、心中认同，但也难免怀疑他在自己面前提这些的意图。

强逼着自己在脑海中抛去高务实这番话里那些煽动性很强的理想，胡执礼注意到高务实在这里居然也提到“商人”。

之前高务实说，他要打击奸商，此处却又说要保护商人“不受恶意盘剥、不受恶意欺凌”，这……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

然而高务实宛如学成了佛家的“他心通”，风轻云淡地继续道：“雅斋公是不是有些犹疑，我何以一边说打击奸商，又说保护商人？”

胡执礼确实怀疑，但高务实既然问了，他也不好直言，只好答道：“想必司徒以为商人也有好人？”

这话倘若在后世说出来，肯定惹来一片骂声：什么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？难道商人全是坏蛋？

没错，后世不会认为商人全是坏蛋，合法做买卖的商人肯定占绝大多数，这才是事实，也是主流观点。

然而这个观点在大明并不“主流”，主流的观点是“无奸不商，无商不奸”——奸者，奸诈也，显然不是个褒义词。

如果只是民间持这样的观点，那还好办，关键是大明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也是极端仇商的人，这就导致官方层面也不得不长期跟随这一“传统”而抨击商人，纵然到了现在这个时期，很多官员的背后都有大商人的影子，但至少在官面上他们仍要时不时对商人表达一下鄙夷之情。

嘴上说不而身体很诚实，这又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。

然而高务实想要改变商人的地位，朱元璋的极端仇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坎。

虽说“重农抑商”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国策，但是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却是打击商人最严重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朱元璋相对于其他开国皇帝，是最打心底里仇视商人呢？高务实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。

第一个原因：朱元璋就是穷人出身，且直到做了皇帝，对于早年的记忆也依旧无比深刻。

老朱是最底层的穷人，别说上不起学是肯定的了，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